关键词： 诗歌翻译   语言风格   韵律美感   语言特色   文化传递  

摘要： 诗歌翻译中，语言风格和韵律的传承与转化是翻译工作的关键所在。深入剖析诗歌的语言特色与韵律美感，涉及语音、语调、节奏、韵脚等多重要素，对于确保翻译作品的准确性和艺术性至关重要。翻译过程中，既要保留原作的独特风格与韵律，又要巧妙融入目标语文化，实现文化与艺术的和谐统一。诗歌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审美素养，还需不断探索和创新翻译技术与方法，为诗歌翻译的实践与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视角。

关键词： 狄金森   诗歌翻译   对比赏析  

摘要： 美国诗人狄金森是我国研究者二十多年来重点关注的作家，她去世一百多年来其作品引起全球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多角度研究。本文以约翰逊版狄金森诗歌J511的江枫译本和蒲隆译本为例，从标题、韵律、破折号及首字母大写、归化异化等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赏析。

摘要： 一如果给新时期以来山东莒县的诗歌发展找一个时间坐标的话,那就是1985年。这年4月,二十二岁的张荣山(笔名雾明)发起创建了第一个群众性诗歌社团——山地诗社,同年8月4日,《山地》创刊,这也是莒县第一家诗歌民刊。自此,一个千年古县的新诗写作发轫,从而引燃了诗歌发展的燎原之势。

摘要： 杜甫在成都草堂度过了他人生中十分安稳和愉快的一段时光,通过诗歌留下许多与草堂有关的记忆,他在成都时期创作的与草堂有关的场景也成为最受画家(群体)青睐的诗歌,如《客至》《草堂即事》《江村》《堂成》《卜居》《春夜喜雨》等,其中又以《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南邻》二诗为最。

关键词： 桂林文化城   诗歌   实验性探索  

摘要： 本文以桂林文化城诗歌为研究对象,探讨桂林文化城诗歌的实验性探索的独特价值。在战争语境下,桂林文化城的实验性探索不仅是对诗歌内部艺术困境的突破,也是对外部世界诸多结构性变化的积极回应。要提炼出它的独特价值,就必须回到具体的战争语境中,将其放置于更广阔的民族、社会、国家的叙事视野下追问“诸多文学之外、又与文学相关的问题”。基于上述理由,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桂林文化城诗歌的实验性探索展开论述: 一、生机勃勃的实验诗城。桂林文化城以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氛围吸引了无数文化人士,他们在此实现了地理上及精神上的双重聚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创作群落;文化城的出版事业也十分兴盛,当时的桂林不仅汇集整合了全国各地优秀的诗歌资源,还拥有独具慧眼的出版人,一批充满实验精神的诗歌刊物与诗集就此应运而生,这为诗人们进行实验性探索搭建了前沿阵地;文化城的文艺活动丰富多彩,文人们以各类文艺活动积极对接、融入到现实的革命斗争之中,活动打破了传统的诗歌传播方式,为诗歌的跨界传播提供了实验灵感。从汇聚诗人、创设出版平台再到丰富文艺活动,桂林文化城为诗人营造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作场域,诗人们在此积极迎接战争语境下诗歌面临的种种挑战,大胆进行各类精彩纷呈的诗学探索。 二、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困境的突围。桂林文化城的现实主义诗歌从情感表达、主题内容、诗歌形式等多个维度出发,对创作中遇到的困难进行突围。在情感表达上,诗人们将抒情凝练为“内燃”与“外烁”的深度抒情,以理性的沉静与更广阔的世界联动,真正让诗歌作用于现实;在主题内容上,诗人们重新提炼与挖掘丰富的边地生活,对边地的发现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向度,一是立足于“国家本位”,将对边地及边地之人的发现纳入抗战建国的宏大时代议题之中,注重发现能够提振士气或激活民族伟力的“广远而丰盈”的边地力量。二是立足于“人类本位”,关注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个体生命在边地最真实的生存状态,以诗歌的创作唤起民族精神的醒觉;在诗歌形式上,诗人们借力民间智慧,契合时代诉求,还原历史现场,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革新的交汇处寻找符合本土审美的诗性表达,探索能够适应当下时代发展的新的形式技巧,从而使诗歌也能成为一种直接参与社会改造及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 三、现代主义诗歌的本土化重塑。桂林文化城的现代主义诗歌在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经验的基础上,摆脱了亦步亦趋的模仿,建立起了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风俗习惯与社会架构的现代诗学体系。如鸥外鸥以其别开生面、独树一帜的具象诗创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如何在战争语境下创新艺术形式,强化诗歌与大众之间的深层次情感链接提供了有效借鉴;卞之琳以《慰劳信集》中的诗学探索,为现代主义诗歌创作如何在积极响应时代主题与坚持诗人个性诗学理想之间取得平衡作出了个性化的回答;冯至以《十四行集》中的诗学探索,搭建起了集体经验与个体经验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柳无忌在《抛砖集》的创作中,以东方旅居者的身份与西方都市展开了批判性对话,用都市诗的写作建构了新的国族寓言。这一系列现代主义诗歌的本土化重塑,以文学的“重造”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更新。 四、旧体诗词的激活与再造。桂林文化城期间,诗人们以旧体诗词参与革命斗争,充分发挥其政治效能;以旧体诗词深度进驻时代,重新挖掘中华民族的生命伟力;以旧体诗词重塑山水之“象”,宣扬抗战精神。桂林文化城的旧体诗词创作是一场古典资源与新的时代语境深度交融、积极互动的创新实验,其目的与革命斗争、政治实践密切相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桂林文化城旧体诗词的强势返场,不是复古,而是激活、是再造。 五、朗诵诗的跨界传播行动。诗人们用扎实的文本创作与理论构建为朗诵诗的传播提供了“行动指南”,以综合化的舞台联动模式为朗诵诗拓展了全新的传播渠道。诗人们在实时互动中不断反思如何打造出“合格”的朗诵诗作品,让朗诵诗成为一种立体的“行动”,对现实中的革命斗争产生更深远、更广泛的影响。 总括而言,桂林文化城诗歌的实验性探索,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转型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以文学的“重造”通往了个体、民族、社会、国家的“重造”,是一种政治实践与文化斗争,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 毕晓普   动物书写   性别政治  

摘要： 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是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女诗人,她的作品以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和在空间中的旅行著称,旅行和地理是毕晓普诗作的两大主题,旅行的经历和对地理的热爱也铸就了其诗作中对于动物的关注。在毕晓普的诗作中,动物始终是一个显著的意象,诗作中随处可见动物的身影,从飞蛾、蝴蝶之类的昆虫,到叽叽喳喳的家禽,再到天空中的飞鸟。动物书写不仅显示了毕晓普对于人类动物之间伦理问题的关注,也承载了对立结构所蕴含的性别政治问题。运用空间理论、符号学理论、凝视理论和性别批评等理论视角,可以对解读诗人的动物形象背后的性别政治提供帮助。 第一章着眼于梳理毕晓普诗作中整体的动物意象群,以诗人《北与南》《一个寒冷的春天》《旅行的问题》《地理学III》四部诗集的出版时间为顺序,对毕晓普诗作中的动物种类进行举例,并对诗人各个时期动物书写风格与策略的变化进行了总结。诗人早期创作的动物诗,如《公鸡》《人蛾》等诗中的动物形象是高度象征化和拟人化的,创作中期诗人的风格倾向于客观的描摹,晚期她在象征性和动物的主体性中寻求到了平衡。毕晓普的动物意象群依照其所处空间,可以分为以鸡与猪为代表的家庭空间中的动物和以野鸟和蟾蜍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下的动物。毕晓普将外部空间的动物赋予男性或无性别,将内部空间与女性特质相联系的偏好,与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将一切概念都二元对立起来的图像一致。毕晓普的动物书写由此彰显出其间的性别政治问题。 第二章着力于探讨动物符号下的意义生成。解读毕晓普动物意象后的文化内涵,首先要从其形式入手探讨动物符码的意指生成机制。诗人在书写的过程中将动物符号化,读者则在对动物符号解码的过程理解文本。在能指与意指的滑动中,诗人采用了特殊的指称方式和特定的颜色符号来表现其主客体的境遇。在叙述层上,诗人以转喻和隐喻的方法扩展了动物符号的含义范围。同时,在诗人的语气和语调中还蕴含了不同的立场,女性的话语往往是一种危机的预示,而男性的话语则隐含着对权力的欲望。 第三章聚焦于两性视域下动物书写之间的差异。毕晓普的动物书写同时受到两性文学传统的影响。男性书写的凝视中,动物主要以“他者”的姿态出现,男性以肉食和经济剥削的方式对动物进行着消费。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男性书写对于动物的怜悯实则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深切感知到男性秩序下动物和女性处境的相似之处,女性书写则选择将动物“神圣化”。动物常常预兆性的成为女性文本中的“替罪受害者”,从而生成对女性危机的暗示。除此之外,诸如玛丽安·摩尔等女性创作者,在其书写中有着将动物神圣化的抬高倾向。毕晓普取两性书写之精华,也突破了两性书写的现有弊病。毕晓普以客观化、非怜悯的目光凝视着动物,她不避讳其书写中“暴力”“粗俗”的词句使用,也尽力避免对动物形象的曲解和人类视角的过度植入,并以此建构了反凝视的动物书写策略。 第四章立足于秩序中的二元对立,集中探讨了现代社会背景下人与动物间冲突所蕴含的性别政治问题。人与动物、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问题都是政治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二元对立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动物书写所体现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只是展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冲突,更凸显了二元对立社会秩序所引发的压迫性难题。正如人类对于动物的消费,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同样指向对女性的身体消费,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之中又蕴含着突破男性秩序的颠覆性的种子。毕晓普在其书写中采用了异装癖、雌雄同体等方式来模糊两性之间的性别对立,以期以个性化的书写来实现对女性的解放。

关键词： 宫廷唱和   中晚唐   新变   对比   文人心态  

摘要： 唐代宫廷唱和诗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唐诗声律的定型、审美范式的建构、文人精神世界的塑造有着深刻的意义。由于社会风气与中枢政局演变、文人心态转变诸多方面的因素,初盛唐与中晚唐宫廷唱和诗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特征。前人多专注于初盛唐宫廷唱和诗的研究,实际上中晚唐宫廷诗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之上,努力开拓,追求新变。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追溯了初盛唐宫廷唱和诗的发展过程与特征,并总结出初唐阶段的审美特征为“雅正”与“颂美”并存,盛唐的为“重风骨、轻娱情”。第二章以唐德宗贞元时期的宫廷活动为立足点,论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以唐德宗为主的宫廷唱和诗人群的创作情况及审美追求。另一方面是脱离于皇帝参与的唱和环境而自发组织的唱和行为,以权德舆及其台阁诗人群为代表。此一时期宫廷唱和活动再次复兴,呈现出制度化、平民化的新特征,在审美追求方面,既继承了唐初宫廷诗坛“雅丽”的特征,又受到大历诗风浸染,爱用“清丽”“清词”等作为诗歌品评的标准。第三章研究的时间段为中唐后期,主要是宪宗、文宗朝,宫廷唱和由兴盛走向衰落。宪宗时期,宰相武元衡担任了宫廷唱和活动的主力军,以其为中心的诗歌唱和活动既是对儒家传统诗学的继承,同时又促进了诗歌多元化发展。由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三人编成的唱和诗集《元和三舍人集》是宫廷唱和的典型案例,这部唱和诗集尽是歌词唱和,内容有所创新,宫廷唱和形式由原来单一的近体诗唱和而变得多样化,歌词唱和开始大放异彩。文宗大和、开成年间,由于中枢政局的急剧演变,导致文人心态的急剧变化,产生一种全身远祸的心理,唱和活动并不兴盛,逐渐归于消歇。第四章的研究对象为晚唐时期,即宫廷唱和的落幕。天复元年(901),翰林学士韩偓、吴融诸人的唱和活动是史载的最后一次唱和活动,他们用为士人所鄙夷的艳体的形式进行唱和,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刻反映。 本文从诗歌文本出发,按图索骥力图还原中晚唐宫廷诗歌创作的真实语境,并与初盛唐宫廷诗歌创作形成对比,探究唐代宫廷诗风演变的动态过程,并以此揭橥中晚唐宫廷唱和诗人群在唐王朝大势已去、日渐昏暗的背景之下所呈现出的不同心态。

关键词： 夏敬观   吷庵体   体物艺术   诗歌风格  

摘要： 夏敬观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艺术家,一生所学横跨经史、诗词、书画等领域,尤以诗学、词学成就最为卓著,理论著作宏富,诗词创作亦颇负盛名,在晚近文坛的影响力不容忽视。本文以夏敬观的诗歌文本为研究对象,细致梳理剖析其诗歌创作上的特色,以期在现行评论与研究之外,拓展出夏氏诗歌的更多面貌。 第一章主要讨论夏敬观诗中几个重要的书写主题,从死亡、家园和世变三个方面观照其个人生命历程。夏敬观多次经历至亲的丧失,在诗中借由水和梦的意象来定格和接受死亡,同时探索生命之本质。家园亦在夏敬观的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承载着他的自我认同,也反映出动荡时局中个体安全感的匮乏与脆弱。夏敬观亦通过岁末年初以时序更替为主题的诗歌,反映了传统士人在世变中复杂的心迹和挣扎。 第二章聚焦于夏敬观写景体物的诗艺技法。夏敬观在写物诗中细致捕捉物象的质感与特征,通过感官调遣与语言技巧突显其现实肌理与精神气质。在山水纪游诗中,他通过视角变化、景物层次、光影对比营造诗意空间。面对新旧时代的交替,夏敬观以开放心态将新事物引入诗中,在描摹状貌外自然地寄托情味与理致,呈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交会和张力。 第三章关注夏敬观诗的风格。吷庵诗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在看似矛盾的特质之间找到平衡,因而具备丰富的面向:首先是平淡而兼新巧,能于平淡日常中洞见深远,以巧思刊落陈意、拓展审美范畴;其次是朴拙而兼清雅,在对质朴古拙气质的坚守外,又以清新雅致的语言和意象丰富着诗歌的美感密度;最后是凄苦而兼沉着,其酸辛悲情能以深厚真挚的面目自然出之,同时又呈现出感性与理性相交织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