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韦其麟诗歌
叙事诗
民族文化
抒情性
非叙事转向
摘要:
韦其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产生全国影响的广西诗人,其代表作《百鸟衣》成为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诗歌的经典,推动了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与塑形发展,对当代诗歌的民族形式建构也有着重要意义。《百鸟衣》的光辉成绩和重大影响也形成了我们对韦其麟诗歌创作的认知障碍和审美惰性,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其诗歌创作整体风貌与艺术多样性体认的更多可能性。学界对于韦其麟诗歌创作的研究的纵深度与韦其麟在中国诗坛的至高知名度和深刻影响力不相匹配,其独特的价值尚未充分得到关注、认知和阐发。本文将韦其麟诗歌创作放置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研究的双重视角下,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细致的整体性论述分析,以期能够较全面、真实、立体地认知其诗歌创作的独特贡献和价值。韦其麟的诗歌创作可划分为学生时代(1947-1957)、缓滞期(1958-1978)、多元拓展期(1979-2008)和晚近期(2009—)等四个时期。他最负盛名的诗歌作品《百鸟衣》创作于第一个时期,既是这一阶段创作成熟的一个鲜明标识,也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艺术高峰。然而韦其麟的诗歌创作并未由此形成连续的发展轨迹,自60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长达十余年的创作缓滞期,甚至一度停止了诗歌创作。新时期以来,韦其麟的诗歌创作重焕生机,在当代诗歌多元化探索匆遽迭变的文化背景下,开始了在叙事、抒情、思辨等多个方向的艺术探索,进入了风格多样、诗境丰饶的艺术成熟期。这一阶段发表的《莫弋之死》《寻找太阳的母亲》《普洛陀,昂起你的头!》等多部有标识意义的诗歌作品,代表着韦其麟诗歌创作的新的艺术高度。作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快速成长起来的民族诗人,韦其麟的诗歌观念和诗学认识,既映射出明显的时代烙印和艺术共识,也体现出他对诗歌艺术本身的高度重视和独特理解。韦其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诗歌主流思想的践行者,也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意识的艺术探索者。他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和价值,主张诗歌要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强调诗无定法、诗歌应该百花齐放,倡导诗歌的境界与人的品格的和谐统一,认为诗歌民族形式的探索要基于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这些诗歌观念从多个角度呈示了韦其麟对诗歌的辩证思考和艺术认知,也鲜明地体现在其诗歌作品中。韦其麟诗歌最大的影响力体现在以《百鸟衣》为代表的民族文化题材的叙事诗上,在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诗歌转换,借鉴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革命叙事,藉由民族文化故事传说深入发掘塑造民族文化精神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艺术探索和诗歌表达,构建了民族文化叙事和民族书写的基本向度。进入新时期以后,在继续创作具有创新意义的叙事诗的同时,韦其麟也积极尝试着风格迥异的艺术探索,诗歌创作产生了抒情性转向、散文化转向和思辨性转向等三个明显的探索方向,在这些转向进程中分别创作出了具有标志意义的诗歌作品,体现出了韦其麟诗歌价值观的多样化表达路径与可能,形成了有别于叙事诗艺术特色的独特艺术风貌。数十年来,《百鸟衣》成了韦其麟的一个标签和符号,也成为广西诗歌创作的一个经典样本甚至范式,引领着广西诗歌乃至民族诗歌的民族表达和文化书写,也形成了一种诗学影响的困扰与焦虑。韦其麟及其他广西诗人都在积极寻求着对这一“影响的焦虑”的突围,以创造出更具艺术异质性和艺术魅力的诗歌作品。韦其麟在非叙事转向中创造出了更为纯熟和更具新创性的诗歌作品,广西诗歌也从80年代开始走向了迥异于《百鸟衣》等民族文化叙事风格的创作道路,积极开启与当代诗歌具有整体共振性的现代性诗歌探索,进一步推动了广西诗歌的现代转型与创新发展。韦其麟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及广西诗歌的总体转向发展,体现出当代诗歌在对前三十年的诗歌的整体性悖逆异变与化育成熟,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我们对韦其麟诗歌以及以其为代表的诗人群体的整体认知的片面化、扁平化的时代因素和文化因应。对《百鸟衣》等经典作品“影响的焦虑”的双重超越中,广西诗歌随同整个当代诗歌进入了更为纯熟、自足,更具艺术主体性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