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杜甫在成都草堂度过了他人生中十分安稳和愉快的一段时光,通过诗歌留下许多与草堂有关的记忆,他在成都时期创作的与草堂有关的场景也成为最受画家(群体)青睐的诗歌,如《客至》《草堂即事》《江村》《堂成》《卜居》《春夜喜雨》等,其中又以《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南邻》二诗为最。

关键词： 诗歌翻译   语言风格   韵律美感   语言特色   文化传递  

摘要： 诗歌翻译中，语言风格和韵律的传承与转化是翻译工作的关键所在。深入剖析诗歌的语言特色与韵律美感，涉及语音、语调、节奏、韵脚等多重要素，对于确保翻译作品的准确性和艺术性至关重要。翻译过程中，既要保留原作的独特风格与韵律，又要巧妙融入目标语文化，实现文化与艺术的和谐统一。诗歌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审美素养，还需不断探索和创新翻译技术与方法，为诗歌翻译的实践与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支撑和实践视角。

关键词： 王阳明   诗歌   美学   诗学  

摘要：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相较于其心学思想的研究,涉及到王阳明诗歌的相关研究上略显不足。殊不知,王阳明学术生涯的早期耽于辞章之学,即使思想发生转变也没有放弃诗歌创作,可以说诗歌凝结了王阳明一生大部分的诗学观念,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涵括王阳明诗歌的美学生成、美学建构、美学功能三大核心内容,以及绪论和结语。第一章绪论部分,概括阳明诗歌的研究价值,介绍当前国内外与王阳明诗歌美学相关的研究现状,拓展王阳明诗歌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并讨论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第二章研究王阳明诗歌的美学生成。基于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前后阶段,对王阳明诗歌的不同创作风格与美学意蕴作系统分析。一者是“情志并重”的诗学发生论,少年时期王阳明的诗歌创作呈现出豪放不羁的诗风,这一时期诗人专注于辞章之学,整体思想还处于探索阶段,专注于个人情感意志的抒发和文学的艺术性、审美性表达。二者是“心之本体”的诗歌创作论,以王阳明龙场悟道为转折,王阳明开始较多关注心性之学的创作,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其具有“良知”意蕴的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体验。这二者共同构成王阳明诗歌的基本特质。第三章分析王阳明诗歌的美学建构。首先是王阳明诗歌的意象表达与美学风格,因为受到审美心理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创作主体的情感参与及意象的选择使作品产生不同的风格,诗歌就是由审美主体的情感思想与审美客体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审美主体对于整个诗歌建构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其次是研究王阳明诗歌的境界之美,重点探讨王阳明诗歌中的“乐境”“生命境”,以期更加深入的了解王阳明的精神内涵;最后是对王阳明在诗歌中寄托的精神理想进行揭示,王阳明以君子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修身养德。可以说,王阳明矛盾心态的呈现也是其关于人生价值的思考,让我们了解王阳明的思想以及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精神理想提供了借鉴意义。第四章阐述王阳明诗歌中“美”功能。王阳明一生致力于“学”“教”两端,将其融摄于诗,并提出“以诗为教”的诗学理念,持续性发挥诗教的审美功能。基于此,王阳明为自己的诗学主张及其美学价值的弘扬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即“游艺”。探究阳明诗歌可知,阳明在实行其“以诗为教”思想时多伴随着休闲游乐等多种“游艺”活动,阳明诗学理念的美学功能也得以更好的发挥价值。总的来看,本文主要是通过对王阳明诗歌中的美学意蕴进行探究,以期对王阳明诗歌美学作全面观照,从而丰富中华美学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白居易松诗   白居易竹诗   主题取向   审美聚焦   多元价值  

摘要： 白居易是唐代引松竹入诗数量最多的诗人,同时松竹诗歌也是白居易数量斐然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计达336首之多。“白居易松竹诗歌研究”是在对三百余首松竹诗严谨梳理和细致分析基础上进行的重要论述,贯穿白居易自年少到垂暮、自入世建功到澹泊宁静的全过程,凸显出了白居易独特的生命历程、思想认知以及生活情态。论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为“白居易诗歌中松竹多现的缘由”。松竹在文学作品中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在先秦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各代文人的驱使下,由自然属性蜕变为附加内涵,松的用意由耐寒转化为悼念、栋梁,竹的用意由长青转化为隐遁、忠正。至唐代,动荡的朝堂政局、繁盛的园林别业、崛起的品格意趣令唐代文人引松竹入诗,形成了独特的唐代诗坛风貌,铺垫并助推了白居易松竹诗歌创作。 第二章为“白居易松诗的主题取向”。白居易在松诗中塑造了纯粹怀抱、高标人格以及超逸放旷的品性。诗歌中的松树接续久远的意义脉络,在白诗中传达出祭祀、命名、说理的主观性价值。“涧底松”“雪底松”的出现突出了白居易借助隐喻手法吐露的浓厚济世爱民思想。在这些松诗中,他找到了展现本性的途径、安顿身心的寄托。 第三章为“白居易竹诗的审美聚焦”。白居易竹诗的审美指向丰富多元,既有竹的多重自然属性带来的丰富实用功能,也有作为常见植物的竹在不同场景中构成的错落景致,还有承载个人心性、契合优良人格的情感传递,这令竹不论在日常功用、审美享受还是作为怀抱载体方面都为白居易极力赞赏。 第四章为“白居易松竹诗歌的多元价值”。白居易的松竹诗歌在家宅造景、哲学思想、轻吟闲咏中体现出极高价值。白居易常在自家宅邸种松植竹,由此可以探寻庐山草堂、新昌里宅、履道坊园的松竹图式。对三教的接受、对陶潜的继承、对仕隐的选择存在于白居易生命历程的不同时期,指引着他的行为,最终引导他走向“中隐”的人生道路。在白居易的青中年尤其是暮年时期,更是在唐代经济发展繁荣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饱含“闲”意,正是这份情怀的存在令他远离尘俗而安度晚年。

关键词： 跨文化   统编版   高中语文   外国诗歌教学  

摘要： 在今天的国际背景下,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正在向全球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信息化这些轨迹进发。面对众多民族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如何恰当地接纳和处理成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学生不仅仅要掌握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知识,还需要对全球各个国家的文化和习俗有所认识。这意味着除了学习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之外,学生也应该去探索和吸收来自世界的各种优质文化,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国内外文化的差别,逐渐形成一种跨越文化的认知能力,塑造积极的文化心理状态,拓宽国际视角。 外国诗歌揭示了世界各民族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内涵,阅读和学习这些诗歌是中学语文教育的关键环节,是扩大学生文化视野的窗口,同时也是提升学生语文技能的重要方式。然而,通过查阅有关外国诗歌教学的文献,发现在教学中大多数外国诗歌没有受到重视,跨文化教学少有体现,学生对外国作品、外国文化,特别是外国诗歌感到陌生。因此,我从跨文化这一视角对统编版高中语文外国诗歌进行探讨分析:首先,我在绪论的文献综述部分整理了当今语文教学中外国诗歌的教学现状;接着,在第一章先对跨文化视域下统编版高中语文外国诗歌的基本情况进行阐述,在对论文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后,分析了外国诗歌的编选情况、基本特点及教学价值;基于教学现状和第一章的问题分析,我在第二章提出了跨文化视域下统编版高中语文外国诗歌的教学策略,包括三个方面:教学目标的设定、教学内容的整合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最后,在第三章,结合一二章的内容,我在统编版高中语文五篇外国诗歌中选取了两篇,进行教学设计示例,以期能够体现该论文的完整性与合理性。

摘要： 一如果给新时期以来山东莒县的诗歌发展找一个时间坐标的话,那就是1985年。这年4月,二十二岁的张荣山(笔名雾明)发起创建了第一个群众性诗歌社团——山地诗社,同年8月4日,《山地》创刊,这也是莒县第一家诗歌民刊。自此,一个千年古县的新诗写作发轫,从而引燃了诗歌发展的燎原之势。

关键词： 狄金森   诗歌翻译   对比赏析  

摘要： 美国诗人狄金森是我国研究者二十多年来重点关注的作家，她去世一百多年来其作品引起全球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多角度研究。本文以约翰逊版狄金森诗歌J511的江枫译本和蒲隆译本为例，从标题、韵律、破折号及首字母大写、归化异化等方面对两个译本进行对比赏析。

关键词： 阮偍   汉文诗歌   北使行程   越南西山朝   《华程消遣集》  

摘要： 阮偍是越南西山朝极具代表性的学者型诗人,其汉文诗歌一方面继承了前代使臣宗唐仿宋的传统理念,一方面又在连续不断的创作实践过程中融入了个人的创新与思考,从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 阮偍的生平经历,可分为少年登科、西山朝出使、阮朝遣往北城三个阶段,其中西山朝出使阶段是他文学造诣最突出的时期。受到家族内崇文风尚的影响,阮偍青年时便已具备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卓越的诗学才能,他现存的汉文诗歌均创作于两次北使期间,收录在《华程消遣集》前后两集中。 阮偍的交游对象及交游方式,展现了其人际交往活动的多样性与灵活性。身处王朝更迭的洪流之中,阮偍作为西山朝使臣,必须在特定场合积极主动地与各国文人展开交流,从诗歌赠答的情况来看,阮偍优美的文采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肯定,与此同时,他谦逊得体的态度也赢得了一大批文人的好感,为后期中越文化的良性互动奠定了基础。 阮偍的汉文诗歌题材,主要包括山水风光、宫廷宴会、名胜古迹、佳节气候四类,记录了阮偍在北使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构建出他眼中的中华形象。结合其汉文诗歌的具体内容,可以基本还原出当时使团的行进路线与游览轨迹,进而分析诗歌的意象、修辞及情感表达,发掘诗歌内在的史学关照、哲学思考、人生感悟等深层内涵。 阮偍的汉文诗歌艺术,重点表现在用典和用韵两个方面。在典故的选择上,阮偍倾向于从中国经典古籍中进行选取,同时也不排斥使用一些冷门传记中的民间故事。通过触发类比、融合生新的形式,或追溯历史,追念前贤,类比相似典故,以强调自己的观点;或改造原典,使之焕发新意,与己诗相得益彰。在音韵的使用上,阮偍深谙平仄押韵之精髓,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使用特殊韵格,如晚唐至明清时期出现的进退韵格、落雁韵格、上马韵格等,不仅给诗歌创作增添了趣味,而且使诗歌读起来更具有节奏感,实现了诗歌技巧层面的重大突破。

关键词： 毕晓普   动物书写   性别政治  

摘要： 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是20世纪中叶美国著名女诗人,她的作品以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和在空间中的旅行著称,旅行和地理是毕晓普诗作的两大主题,旅行的经历和对地理的热爱也铸就了其诗作中对于动物的关注。在毕晓普的诗作中,动物始终是一个显著的意象,诗作中随处可见动物的身影,从飞蛾、蝴蝶之类的昆虫,到叽叽喳喳的家禽,再到天空中的飞鸟。动物书写不仅显示了毕晓普对于人类动物之间伦理问题的关注,也承载了对立结构所蕴含的性别政治问题。运用空间理论、符号学理论、凝视理论和性别批评等理论视角,可以对解读诗人的动物形象背后的性别政治提供帮助。 第一章着眼于梳理毕晓普诗作中整体的动物意象群,以诗人《北与南》《一个寒冷的春天》《旅行的问题》《地理学III》四部诗集的出版时间为顺序,对毕晓普诗作中的动物种类进行举例,并对诗人各个时期动物书写风格与策略的变化进行了总结。诗人早期创作的动物诗,如《公鸡》《人蛾》等诗中的动物形象是高度象征化和拟人化的,创作中期诗人的风格倾向于客观的描摹,晚期她在象征性和动物的主体性中寻求到了平衡。毕晓普的动物意象群依照其所处空间,可以分为以鸡与猪为代表的家庭空间中的动物和以野鸟和蟾蜍为代表的公共空间下的动物。毕晓普将外部空间的动物赋予男性或无性别,将内部空间与女性特质相联系的偏好,与布尔迪厄所提出的将一切概念都二元对立起来的图像一致。毕晓普的动物书写由此彰显出其间的性别政治问题。 第二章着力于探讨动物符号下的意义生成。解读毕晓普动物意象后的文化内涵,首先要从其形式入手探讨动物符码的意指生成机制。诗人在书写的过程中将动物符号化,读者则在对动物符号解码的过程理解文本。在能指与意指的滑动中,诗人采用了特殊的指称方式和特定的颜色符号来表现其主客体的境遇。在叙述层上,诗人以转喻和隐喻的方法扩展了动物符号的含义范围。同时,在诗人的语气和语调中还蕴含了不同的立场,女性的话语往往是一种危机的预示,而男性的话语则隐含着对权力的欲望。 第三章聚焦于两性视域下动物书写之间的差异。毕晓普的动物书写同时受到两性文学传统的影响。男性书写的凝视中,动物主要以“他者”的姿态出现,男性以肉食和经济剥削的方式对动物进行着消费。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男性书写对于动物的怜悯实则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深切感知到男性秩序下动物和女性处境的相似之处,女性书写则选择将动物“神圣化”。动物常常预兆性的成为女性文本中的“替罪受害者”,从而生成对女性危机的暗示。除此之外,诸如玛丽安·摩尔等女性创作者,在其书写中有着将动物神圣化的抬高倾向。毕晓普取两性书写之精华,也突破了两性书写的现有弊病。毕晓普以客观化、非怜悯的目光凝视着动物,她不避讳其书写中“暴力”“粗俗”的词句使用,也尽力避免对动物形象的曲解和人类视角的过度植入,并以此建构了反凝视的动物书写策略。 第四章立足于秩序中的二元对立,集中探讨了现代社会背景下人与动物间冲突所蕴含的性别政治问题。人与动物、男性与女性之间的问题都是政治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二元对立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动物书写所体现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只是展示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冲突,更凸显了二元对立社会秩序所引发的压迫性难题。正如人类对于动物的消费,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同样指向对女性的身体消费,与此同时消费主义之中又蕴含着突破男性秩序的颠覆性的种子。毕晓普在其书写中采用了异装癖、雌雄同体等方式来模糊两性之间的性别对立,以期以个性化的书写来实现对女性的解放。

关键词： 宫廷唱和   中晚唐   新变   对比   文人心态  

摘要： 唐代宫廷唱和诗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对于唐诗声律的定型、审美范式的建构、文人精神世界的塑造有着深刻的意义。由于社会风气与中枢政局演变、文人心态转变诸多方面的因素,初盛唐与中晚唐宫廷唱和诗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特征。前人多专注于初盛唐宫廷唱和诗的研究,实际上中晚唐宫廷诗在继承前人创作的基础之上,努力开拓,追求新变。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追溯了初盛唐宫廷唱和诗的发展过程与特征,并总结出初唐阶段的审美特征为“雅正”与“颂美”并存,盛唐的为“重风骨、轻娱情”。第二章以唐德宗贞元时期的宫廷活动为立足点,论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以唐德宗为主的宫廷唱和诗人群的创作情况及审美追求。另一方面是脱离于皇帝参与的唱和环境而自发组织的唱和行为,以权德舆及其台阁诗人群为代表。此一时期宫廷唱和活动再次复兴,呈现出制度化、平民化的新特征,在审美追求方面,既继承了唐初宫廷诗坛“雅丽”的特征,又受到大历诗风浸染,爱用“清丽”“清词”等作为诗歌品评的标准。第三章研究的时间段为中唐后期,主要是宪宗、文宗朝,宫廷唱和由兴盛走向衰落。宪宗时期,宰相武元衡担任了宫廷唱和活动的主力军,以其为中心的诗歌唱和活动既是对儒家传统诗学的继承,同时又促进了诗歌多元化发展。由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三人编成的唱和诗集《元和三舍人集》是宫廷唱和的典型案例,这部唱和诗集尽是歌词唱和,内容有所创新,宫廷唱和形式由原来单一的近体诗唱和而变得多样化,歌词唱和开始大放异彩。文宗大和、开成年间,由于中枢政局的急剧演变,导致文人心态的急剧变化,产生一种全身远祸的心理,唱和活动并不兴盛,逐渐归于消歇。第四章的研究对象为晚唐时期,即宫廷唱和的落幕。天复元年(901),翰林学士韩偓、吴融诸人的唱和活动是史载的最后一次唱和活动,他们用为士人所鄙夷的艳体的形式进行唱和,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刻反映。 本文从诗歌文本出发,按图索骥力图还原中晚唐宫廷诗歌创作的真实语境,并与初盛唐宫廷诗歌创作形成对比,探究唐代宫廷诗风演变的动态过程,并以此揭橥中晚唐宫廷唱和诗人群在唐王朝大势已去、日渐昏暗的背景之下所呈现出的不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