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八旗诗歌
旗汉诗歌交融
八旗诗学
八旗文学
中华文学一体化
摘要:
八旗集团军事、政治上的疾进中原,没有留给新创制的满语文和八旗文化以充分演化的时间。面对人口数量和文化发展上的明显弱势,八旗菁英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原文化,因俗而治。作为民族交往中尤其易感的文学部分,八旗文人借帆出海,使用汉语文书写,运用汉文学样式写作,创造出了一套气象别具的次生态文学系统,取得了非同凡响的建树。八旗集团和中原汉民族始终存在近距离的社会交流与文化互动,这是我们认知、诠释八旗文学的前提和基础。
当然,文化发展上相对滞后的八旗文学,在和中原文学的交往中,也不仅仅接受中原文学的单向给予,八旗文学也向中原文学输送了有益的养分。如满洲民族的尚武气质、萨满文化元素、满语思维与音韵、词汇等,既拓展了汉语文诗歌的题材,又丰富了中华文学的审美形态。先有中原文学施积极影响于八旗文学,而后八旗文学则将自身某些优长回馈于中原文学,它们之间的交流,始终表现出双向互动的特征与情状。在双方各自获益之下,中华文化的宝库更加充实和完善。
八旗诗歌是旗人学习中原文化的副产品,也是服膺中原文士附庸风雅风气的心灵寄托。推动旗人积极学习汉语文诗歌的关键文化因子,当属翻译、教育和科举。对于大多数旗人而言,首次接触汉文典籍乃至汉语文诗歌,都是从翻译入手的。清代八旗满译汉文经典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全,史所仅见。另外,清廷对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视,以及独一无二的翻译考试,都彰显出学习汉文化的满腔热忱。与翻译相映成辉的,是八旗的旗学教育系统。八旗教育的普及程度,令中原汉族人望尘莫及,总体上看,八旗教育的普及率要高出汉人很多。如果说满译汉籍、旗学系统尚属普及教育的话,八旗科举则具有直接选拔精英人才的性质了。翻译、教育和科举,从长远和当下、战略和战术两个层次,全面培育了八旗贤才。在社会生态和文化场域的长期陶冶下,八旗诗人孕育而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八旗诗人一旦产生,就急于找寻诗艺道路上的领路人和同路人。八旗诗人大多有自己的汉族老师,即使少数不师从于汉人的,也是以汉、魏、唐、宋之诗为榜样。因此,八旗诗歌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自始至终与汉文诗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汉族老师的引领下,融入中原诗人朋友圈,结识更多的中原诗友。受中原文人寄情风雅的习尚陶染,八旗诗人也更唱迭和,酬答不断。从师友之间的题赠唱和,到同人的雅集结社,再到旗汉诗人相互之间选录、刊刻以及评价各自的诗歌作品,旗汉诗歌交融进入到全方位、宽领域、立体化的蓬勃阶段。
旗汉诗歌近三百年的交融史,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旗人初涉汉语文诗歌,首先要学会中原传统诗歌的写法,还要学习汉文诗歌创作的思维范式与艺术表达,需要选择若干中原诗人作为临摹的“红模子”。在完全掌握了古典诗歌的技法、体式、气韵和意境表达后,用前人的艺术手法,再现八旗的精神风貌,以虹霓吐颖的才气和卓荦超伦的气魄自树一帜。迨至晚清,国步方蹇,内忧外患,旗人逐渐分层,创作群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艺术风格也各呈异彩。八旗统治集团虽以共同利益为纽带,但也常因内部权力架构的固有矛盾引发群体裂变,部分精英在阶层流动的困局中,因家族的盛衰荣辱和个人升沉起落的剧烈变迁,得以穿透权力帷幕敏锐洞察社会结构性矛盾,通过或隐晦或激切的笔触倾泻出来。这种植根于体制内部分化的批判精神,不仅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涵,也为后世提供了审视社会、反思历史的重要视角。
后世文人对八旗诗歌的选录、刊刻的持续增加,显示出八旗诗歌坚韧的生命活力。这一方面来自于政治领袖的身先垂范和中原文人的培植、鼓励,另一方面也有八旗诗人勤苦研习、悉心揣摩的内在动因。铁保、法式善和杨钟羲等旗人最早注意到八旗诗歌的艺术风格和独特价值,及时总结了八旗诗人的创作经验。纳兰词在晚清经过况周颐和王国维的再发现,逐渐完成了经典化。后世中原文人对纳兰词和宝廷诗歌从命词遣意的仿效,到气韵神髓的吸收,表明他们业已把其当作自身创作的养料源泉,而这一主动接受、吸纳八旗诗歌的行动,意味着中原文人对优秀八旗诗人经典地位的肯定。
清代是中国古典文学集大成的总结阶段,同时也是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过渡培育萌发新种子的准备阶段。八旗作为这一历史时期文化交流场域上来自于“异文化”的一员,十分活跃地介入其中,向当时的诗歌创作与发展提供了民族文化的崭新元素,为中国古典文学的辉煌结束和新文学的健康问世,做出了自身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