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些年,唐诗之路研究是唐代诗歌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特别是自2019年11月在浙江新昌成立“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以来,唐诗之路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诗路研究空间的架构、诗路面貌的廓清、基本文献的整理,还是诗路文化、文人心态等专题研究,都涌现了一大批优秀著作。在广受学界关注的唐诗之路中,尤以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先后产生了卢盛江编《浙东唐诗之路唐诗全编》,李招红著《浙东唐诗之路学术文化编年史》,杨琼、胡秋妍主编《浙东唐诗之路的会通与嬗变》等成果,而胡秋妍博士的《浙东唐诗之路诗歌艺术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第1版。引文凡出自该书者只随文标注页码)是浙东唐诗之路研究的又一最新成果。

摘要： 迄今为止，那场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下简称“大讨论”）已经过去了30余年。在此期间，这个话题曾经被无数学者重提，同时其中涉及的议题也在无数的文学作品中被探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大讨论”应该以王晓明等人在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作为标志。然而，这场讨论中提及的诸如“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1）等问题，却绝对不只是在1993年才突然涌现的，而是属于伴随市场经济而滋生的诸多社会现象中的一部分。

关键词： 文体学   爱伦·坡   钟声   诗歌  

摘要： 文章从文体学的角度出发，对爱伦·坡诗歌The Bells（《钟声》）中的语音、词汇、修辞、句法和语篇等方面进行文体分析，以帮助读者充分理解诗歌的主旨和诗歌的创作意图。通过分析，读者可以深刻体会爱伦·坡对声音、视觉和情感的细腻描绘，以及他对诗歌音乐性的独特理解。

关键词： 卞之琳   民族化   格律诗论   个体与群体  

摘要： 抗战彻底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30年代初登上诗坛的青年诗人卞之琳以现代主义诗风见长,也在特殊历史时期开始转型,逐渐汇入时代的同声歌唱,追求诗歌民族化。本文将1938年作为分期节点,研究卞之琳的后期诗歌的民族化探索。 延安之行是卞之琳创作的转折点,《慰劳信集》时期的诗歌书写真人真事,面向大众进行政治宣传,本章结合卞之琳同期的报告文学,从叙事性、戏剧性、形象性三个特征分析卞之琳的民族化探索,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展开探讨,诗歌内部的多重语调和对话,呈现第一层次的统一。同时,《慰劳信集》书写抗战背景下的全民对话,作为组诗,也达到了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第二层次的统一。考虑到宣传效果,诗人多用阴韵和叠词叠句,追求口语化效果,在抗战阶段为诗歌大众化作出贡献。 进入1950年代,卞之琳经历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合作化、大跃进运动,这个阶段不乏优秀作品,水乡民歌带来的灵感合乎诗人关于劳动和生活的个人表达,相对而言是较为成功的创作实践,其他作品受限于政治宣传任务的要求,基本被淹没在时代之中。在新民歌运动关于民族精神与民族形式的论争中,卞之琳更加提倡民族精神,系统性整理了承自闻一多的“音步”论,构建格律诗论,希望借此维护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让新诗走上规范的发展道路。诗人与大众的距离逐渐拉大,有回归“小我”的趋势。 1980年代初,正值中美建交,卞之琳回归诗坛,围绕这个历史性事件创作了归来的第一首诗,也是他的最后一首“新型政治抒情诗”,相比一般的政治抒情诗,卞之琳总是关注小处,书写各个特殊历史阶段里小人物的言行与心绪,成为贯穿中国现当代五十年的记录。此后,诗人重回创作初期的新月派诗风,依然坚持格律诗实践,穿织中西和古今,焕发出通达圆融的智性光彩,如同他信奉的“圆”的哲学,再次回到“小我”,但相比前期,卞之琳的心力和创作动力发生改变,创作上选择更为坦率直接的表达效果,未能接续前期作品的审美价值取向。诗论方面,卞之琳补充参差均衡律的划分细节,论证它与西方诗律的区别,更说明了音节组承自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律传统,是具备民族特色新诗格律理论。可以说,诗人不仅是在规范五四以来的新诗道路,更是在接续中国诗歌自古以来言志载道的美学理想,为新诗的民族化探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安妮·卡森   跨媒介叙事   诗歌   照片   电视   探戈音乐  

摘要： 安妮·卡森(1950—)以其实验性和创新性的创作风格著称,善于打破文学的传统形式,融合多种文体与元素,如在《红的自传》中将学术文本与抒情体裁相结合以探讨革律翁的成长历程。这种创作风格也体现在她在叙事中对媒介的处理方式上:对摄影、绘画、音乐等媒介的创新运用在其创作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然而,当前对卡森作品叙事中媒介运用的研究仍有限,尤其缺乏媒介运用对其叙事的影响的相关研究。本文基于奥地利学者维尔纳·沃尔夫和瑞典学者乔根·布鲁恩的跨媒介理论,以卡森的三部代表作《红的自传》《下班时间的男人》和《丈夫之美》为主,分析卡森的跨媒介叙事策略及其效果。 本文通过分析指出,卡森在诗歌作品中以语言模拟照片、电视和探戈音乐的表现形式,以唤起这些媒介具有的独特表达效果。在《红的自传》中,她通过“文本照片”的碎片化叙事结构与隐喻功能记录革律翁的成长历程;在《下班时间的男人》中,她运用剧本式文本结构、“蒙太奇”及镜头并置等拍摄技巧来重构历史人物;在《丈夫之美》中,她则以探戈音乐的结构为基础,展现了夫妻在婚姻中的挣扎和拉扯。然而,卡森并非只一味地模仿其他媒介的形式,而是以文本为中心,激发其他媒介更多的表达潜力。在《红的自传》中,她以文字补充“文字照片”背后的情境以捕捉革律翁微妙的情感变化;在《下班时间的男人》中,她创新性地呈现电视拍摄过程及历史人物对于拍摄的反应与想法,打破电视拍摄时的既定叙事模式,呈现宏观历史叙事框架下更真实的个人视角;而在《丈夫之美》中,她通过章节编排形式打破探戈的既定结构,以额外章节延续婚姻中未竟欲望的持续流动。 卡森的跨媒介叙事拓宽了文学的表现维度,激发了读者的多感官体验与解读参与感。她融合多种媒介的表达特性,使得文本超越了文字媒介的单一维度,呈现了画面、声音与节奏的多重感知。同时,她通过结构和语言形式上的创新,促使读者主动参与意义的生成过程,使媒介在作品中成为一种动态的叙事机制。她的创作突破了传统的阅读体验的界限,使文本成为一个可感知、可参与的动态过程,唤起读者对日常感知、情感的流动和身份认同的变化的深刻感受。

摘要： 当下的诗歌教学，部分教师以应试方式组织诗歌教学，偏离生情，跳过“审美”应有的过程，按照作者介绍、写作背景、诗句翻译、情感主旨、艺术手法等基本流程讲解，问题封闭式，这样传统的教学方式伤害了诗歌的“美”，不利于学生对诗歌真实艺术价值的把握。真正有效的审美鉴赏应当从学生的阅读体验出发，利用诗歌文本本身的特点，抽丝剥茧，引导启发学生思考体会，让审美成为一个层层深入、自然发生的过程。本文以《将进酒》为例，尝试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有层次地完成对诗歌的审美鉴赏。

关键词： 林椿诗歌   朝鲜诗人   人生行迹   审美空间  

摘要： 林椿是朝鲜高丽朝诗人，武臣之乱致使其命运多舛，人生行迹的改变同时造就了他内心世界的流变。他矛盾的心绪借中国文化的意象来抒发，呈现为三种迥异的意境因素。三种因素共同交织、生长，构筑了林椿别具一格的审美空间。

摘要： 诗歌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千百年以来人民的智慧情感,诗歌不仅是文化的传播媒介同时也是高雅的艺术表达方式,传递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社会风貌,诗歌作品不仅代表了作者的内在情感,更寓意着民族文化的传播弘扬。为学生讲解诗歌鉴赏技巧,构建高质量的教学课堂有助于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养成确立,有助于为其日后学习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 唐宋“雪”诗   景观抒写   文化记忆   生态哲学   气象修辞  

摘要： 唐、宋时期雪题材诗歌最显著的内容就是对雪的人格和文化象征意义的塑造,这一抒写演进轨迹具体表现为由对雪的景观意义的抒写、情感寄托到饮食起居与雪的关联、对雪的推举等建构过程。雪的物理特性孕育并激发了诗人的文学表现意识,触发了诗人对自然景观、形色美感、纯洁高雅等内容与雪之间的观照,而这种对雪的品格化的想象使本为自然现象的雪成为超越时间的恒久文化符码。正是经过先唐文学的抒写积淀,到唐宋文人笔下实现了由自然现象到文化意义的演变跨越,使中国古代雪题材抒写达到更加成熟的高点。 在景观抒写层面,唐、宋时期诗人将雪与月、雪与岁寒三友组合,营造出虚静澄净、孤傲斗寒的独特意境,展现出雪的多样美感与审美意蕴。在文化记忆方面,雪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唐代“雪”诗受佛禅思想影响,呈现出“空寂”观与精神逃逸倾向;宋代“雪”诗则在理学“格物”观的浸润下,体现出对精神修养的追求,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与文人心态。 从现实意义来看,唐、宋时期的“雪”诗与气候学相互印证,揭示了气候差异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同地区、时段的雪在诗中呈现出不同形态、文学和文化内涵,反映出自然环境与诗歌创作的紧密关联,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生态哲学启示。 唐、宋时期雪题材诗歌反映了生活在季风气候区的中华民族的社会经验、审美感受和文化心理。经历代不同地域诗人的描写,有些表述成为具有浓厚文学内涵和审美趣味的景观用语,蕴含鲜明的文学地理学意义,在当今科技发达的时代,这类诗歌和措辞表述,理应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形式。